近日，财政部决定从今年起适当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其中最高上交的比例可达25%。该消息发布后，长期备受诟病的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偏低、上缴部分民生支出占比过低的问题又再成为焦点。

　　这是自2007年央企上缴红利以来，第四次提高红利上缴的比例。依照新规，央企上缴收益比例仍划分为五档，只有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家上缴比例为25%；民众关注度较高的包括“两桶油”、中国移动[微博]、中国电信[微博]、国家电网[微博]等能源、电力、通信类央企均为上缴比例20%的第二类；而宝钢、鞍钢、中国远洋等钢铁、运输、施工、贸易等第三类央企上缴比例则为15%；第四类军工、邮政等上缴比例为10%；第五类免交当年利润，该档只有中储粮、中储棉两家企业。

　　即使依照新规，最高的中国烟草上缴比例25%仍低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上缴比例提高到30%的目标，而目前现实中的平均上缴比例则更低。2010年国企利润2万亿，上缴红利仅5%；2012年国企利润2.1万亿，上缴利润仅970.68亿元，仅4.6%。当然，即使是达到30%的目标，也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央企本为国有，仰仗着行政权力所赋予的资源及政策倾斜以获取利润，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制定分红计划全民共享。即使是按照股东分红，税后可分配利润一般在30%-40%之间，而目前我国央企的国有股东收到的红利平均比例却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

　　无论依照国际标准或是我国央企的经营情况，提高红利上缴比例都是必然要求。一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国有企业红利均会转给财政部门，虽然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及分红比例差别很大，但低到个位数的实属罕见，例如，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80%，而新加坡国企分红一般为1/3-2/3，水平高的甚至达到80%-90%。另一方面，我国央企所在的行业及可以涉及的领域不仅是不怎么赚钱的公共品，而是得天独厚的行政垄断行业，以及以做大做强为口号铺张的房地产等辅业，因此，央企利润向来惊人。去年，央企的累计营业收入为24.2万亿元，同比增长8.4%；而利润总额为1.3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与2012年相比，央企的营业收入增速虽然下降了1个百分点，但利润增速却同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理应提高，也绝对有提高的资金基础。

　　此次新规及以往的相关文件均提及，提高红利上缴比例的新增部分将更多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即希望央企可更多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然而，如果央企的运行逻辑没有得到改变，即使上缴红利达到与新加坡一般的80%-90%，也并不代表央企凭借行政资源倾斜赚取超额利润却未承担应有责任的现状能得到改变。因为，央企上缴的红利大部分仍然回流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人民银行[微博]原副行长吴晓灵曾透露，上缴的央企红利90%返回其使用。以2012年为例，在上缴的951亿元红利中，用于央企困难补助、离休干部医药费或是央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境外投资等相关项目的支出达到863亿元，占比高达90.7%！相较之下，当年上缴红利的支出中仅67亿元，即7.2%用于民生支出；即使到了今年，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预算支出安排，央企上缴的红利用于社保民生和补充社保基金支出的资金也只有184亿元，占比仅为12%，情况基本没有得到改善。

　　央企本应在自然垄断行业为社会提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品，而我国的央企早已偏离本位，不仅凭借行政垄断带来的资源与资金倾斜在垄断行业的非垄断环节畅行无阻，更大肆成立房地产或金融子公司，依仗自身优势挤占自由竞争行业的空间。央企依靠特权滋养僭越其本来的公共品提供者位置，成为特权代言，其必然结果是得益后“反哺”特权，形成死循环。若央企特权不破，行政垄断不除，上缴红利回流自利的状况则难以改变，即使上缴红利比例如何提升，全民共享依然只是空谈。